電影
2019年12月8日
第33卷 48期
金馬金雞如何面對時代考驗 (張殿文)

本屆金馬獎海報

金馬獎影帝陳以文(左)和影后楊雁雁(圖:中央社)

金馬獎最佳劇情長片《陽光普照》

金馬獎執委會主席李安(圖:歐新社)

金馬獎與金雞獎各自表彰,電影獎成為兩岸軟實力對決戰場。中國大陸資金雄厚,本土電影市場廣闊;台灣電影市場受迫,但仍能扮演自身角色。兩岸關係日益緊張,金馬獎恐喪失華語電影第一平台地位。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五十六屆金馬獎和第二十六屆金雞獎同天舉辦,全球華語影人只能「選邊」參加盛會,這是兩岸電影交流的損失,卻是華語電影分進發展新的起點。

「我們畢竟生活在現實之中,也必須面對現實。」金馬獎執委會主席、導演李安點出兩岸影人的處境。金馬獎最後一場記者會上,美聯社記者直接請李安評估對岸抵制對金馬獎的衝擊,李安強調在電影人「大家庭」中,對於華語電影的交流,雙手永遠都是張開的。

中國大陸電影票房二零一八年已達到七百億人民幣(約合九十九點五億美元),台灣大約是一百二十億台幣(約合三點九三億美元),本屆金雞獎有大陸和香港六百位名導及影星助陣,從張藝謀、陳凱歌到楊冪、劉詩詩,台灣影人有劉若英、林心如、蘇有朋、彭于晏等,歐陽娜娜則演奏大提琴,星光雲集。除非兩岸重大突破,否則未來四年「選邊」情況仍可能存在。

所幸電影內在價值持續對話,兩岸順利選出最佳影片等各獎項,為努力的電影人加冕。儘管兵分「兩路」,但得獎作品都很可觀,金馬獎最佳影片《陽光普照》探尋人性光影,創下四十六點五億人民幣票房的金雞獎最佳影片《流浪地球》展現技術和市場掌控的平衡,都和當地觀眾達到共鳴。

大陸確認電影發展主旋律

二零一九年大陸製作的劇情片達六百部之多,過去金雞獎兩年舉辦一次,中宣部部長黃坤明宣布從二零一九年起金雞獎每一年舉辦,也是為自身發展需要引領作品的走向。台灣媒體認為金雞和金馬獎互別苗頭,不如說大陸確認了產品規格的發展「主旋律」。從製作、發行到利用嚴謹的評審制度揭櫫「學術、爭鳴、民主」的評審宗旨,給予作品肯定及評價,找到自我發展的方向。

本屆金馬獎有五百部作品報名參加,入圍最佳劇情片的作品也包括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出品的華語電影,證明台灣作為華語電影的開放平台凝聚了華文電影的另一股力量,加上李安回台助陣集合全球華人多元文化,彌補了些許遺憾。第六十九屆柏林影展贏家《地久天長》本會報名金馬,但後來在金雞獎繼續拿下最佳男女主角和編劇,也讓《地久天長》成為本屆金雞獎的最大贏家。

觀察金雞獎的獎項,有一項「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特別保障製作費在八百萬人民幣以下的作品參加。雖說高成本並不能保障拍出好電影,但是預算不足作品和創意終究難產,如同「金錢不是萬能,但沒錢萬萬不能」,這種參賽作品的條件和規模也註定了金雞雖然晚啼,但是在電影工業化的架構下佔有優勢。

反觀金馬獎入圍最佳影片中預算最高的是《夕霧花園》,成本只有一億四千萬台幣,就已是馬來西亞影史上最高投資。拿下最佳影片等六項大獎的《陽光普照》成本只有四千四百萬台幣,還包含了台灣文化部的電影輔導金三百萬,是《流浪地球》成本的三十分之一,上映前兩週票房則是不到一千四百萬台幣,所以製片葉如芬得獎後還在台上積極宣傳電影,希望更多觀眾入場「捧場」。

從這個角度看,二零一八年金馬獎頒獎禮上的「傅榆事件」並不意外,原本兩岸三地電影盛會歡迎大陸影人來台參賽,卻出現本地紀錄片導演傅榆有感而發的台獨言論。台灣「被迫害」意識發作,天下無敵,傅榆本來不是台灣電影圈的主流,但是政府掌握補助資源,台獨言論之後被影界認為前途光明,也讓當時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稱﹕「一些政治勢力利用兩岸電影交流活動發表『台獨』言論,製造政治事端。」兩岸關係難以「讓電影回歸電影」。

台灣金馬獎自一九六二年創辦,一九九零年,第二十七屆金馬獎由新聞局移交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主辦,其下設立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成為「民間組織」,試圖讓政治和藝術慢慢分離。不過,由於台灣市場比較小,評審團老面孔許多,口味很容易被抓住,政府隱身幕後,主導評審色彩降到最低,但仍擋不住民粹及政治。《中國電影報》八月七日引述中國國家電影局的消息「暫停大陸影片和人員參與二零一九年第五十六屆金馬影展」。還有許多香港電影在這次金馬獎中卻步,為未來的金馬獎蒙上陰影。

大陸影展從北京移師廈門,如果以大陸目前電影策略往「高」、「大」、「強」邁進,這一屆的金雞獎可視為兩岸軟實力「硬對決」,大陸將從「全IP」走向「全產業鏈」,由獎項的掌握,到品味的導向,先贏了面子,再贏了裏子,利用龐大市場,也利用強力的政策,提升電影生產的走向。像香港導演林超賢《紅海行動》已拿到第三十四屆百花獎、第十七屆華表獎的最佳導演,這次再獲得金雞獎最佳導演,達成大陸電影三大獎滿貫。

兩岸政治如果不確定性升高,電影人也不可能裝作活在太平盛世,二零二零年民進黨政府繼續贏得執政權,兩岸電影「分治」格局已然成形,擁抱大陸市場的台灣電影及電影人很容易被貼上「投共標籤」;反觀思想激進的作品,也得不到大陸市場青睞,從預算上被限制,也比較難做更大程度的發揮。

華語電影產業的自我蛻變

進一步看中美兩大經濟強權角力的格局之下,華語電影產業也開始走向了自我蛻變的過程,因為中國大陸如果進一步對美國電影進行配額管制,美國電影的海外投資也將趨於保守,大陸可以靠自有市場生存下來,台灣如果成為獨立製片的天堂,或是專業外包的製作基地,都是可能的發展選項。以金馬獎去年最佳影片《大象席地而坐》為例,這部長達四小時、在大陸電影院播映面臨巨大困難的純藝術片將有機會與更多觀眾見面。

「電影人不必堅強!」李安在金馬獎前夕,已經點出了台灣影人受迫現實。但另一方面,「科技巨頭」對於電影產業的跨越性也逐漸顯現,從亞馬遜到APPLE都開始自製電影,再加上電信服務業者的投入,大陸的騰訊、阿里巴巴及百度旗下的愛奇藝也都開始越來越多的影視投資布局,讓大陸製片數量的提升無虞,但是從質的角度來分析,台灣未來五年仍能扮演一定的角色。

五十多年前台灣把電影獎取名「金馬」,本來就是取自於金門、馬祖的頭一字組合而成,當時那裏是國共對峙的前線,也符合全球主要影展皆以「金字」為號召(金獅、金熊、金球等)。美聯社直接發問李安大陸對金馬獎影響的問題,也恰恰代表開放民主的必然衝擊,當電影被作為「工具」,正也是因為強大的滲透能力。金馬獎缺少了大陸電影,責任雖不在台灣,但是面對日漸緊張的兩岸關係,金馬獎也喪失華語電影第一平台的地位,一位曾主管台灣及兩岸電影政策的官員語重心長地說:「更深一層說,我們也失去了影響大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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