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 香港政治
2019年12月8日
第33卷 48期
香港區議會變天啟示錄 (黃杰)

民建聯黨團為選戰失利道歉(圖:《明報》)

區議會選舉變天,背後不僅是制度設計問題,也是建制派緩慢衰落的問題,無法提供新一代愛國的論述。要解決香港的問題,讓香港一些年輕人不再盲目仇中,就必需要正視港人原來繼承了殖民管治的制度缺憾,做好「去殖民化」工作的改造,以及落實「愛國主義現代化」。

香港區議會長期以來都是無人問津、建制派以資源上優勢壓倒性派出多名候選人「自動當選」從而控制的體制。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區議會選舉,延續了近月香港因修例事件而起的政治風波,多名「泛民主派」素人奮而出選,戲劇性出現「區議會變天」,並成功控制了四百七十九個議席當中的三百八十六席。媒體大多以「泛民大勝」為標題,但本質上這次選舉反映的是建制派長期緩慢衰落的問題。

這背後也是建制派無法吸引青年選民的問題。由於香港在二十世紀自由主義循序漸進的發展成功,青年選民從出生起收穫大量「現代化成功」或「亞洲四小龍」奇蹟之發展紅利,加上背靠祖國大陸而在上次金融風暴中未受巨創,因此心理上自以為和西方(透過殖民和經濟支配)的已發展經濟體看齊,從而深信全面的自由主義化和議會民主化才是香港的出路。這在意識形態上和上世紀從「一窮二白」中透過社會主義模式發展崛起的中國「愛國主義」形成了思想上的矛盾,並且,更重要的是,年輕人沒有看清楚西方自由主義正趨向單邊主義之霸權本質的實貌。這個「現代化」的經驗在一國兩制之下如何和正面的、支持多邊主義的「愛國主義」結合,是一個各方都亟需面對的問題。

要科學的去理解今次區選結果背後統計意義,應該以二零一二年、二零一六年同等性質的立法會「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投票結果來作比較。在二零一二年的全港性投票中顯示,建制派的實際支持人數為百分之四十七點二,而在二零一六年則為百分之四十四點九,輕微的下跌了二點三個百分點。而在這次選舉之中,建制派陣營的總得票為百分之四十一點八,其實大部分只是上述趨勢之延續,以及年輕選民巨量踴躍投票的結果,而不是香港的選民結構有甚麼巨大的轉變。之所以會出現泛民佔據八成一議席的緣故,其實是跟區選的選舉制度有關:單議席單票制,只要票數比對方多就可以獲勝,放大了百分之十七的多數票優勢。在多個選區之中,其實建制派都只是以數百甚至數十票之微「險敗」,但是在區選的制度設計之中,卻讓百分之四十一點八選民的聲音沒法有效地顯示出來。

所謂「泛民大勝」背後的因素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支持者大量增加,或是香港人容忍最近社會上發生的種種暴力行為,而是一個選民世代意向因素的長期效應,以及制度設計造成的巧合而已。

年輕人思想親近西方

建制派所真實面對的問題,與其說是甚麼選舉技術上的失誤,倒不如直接說就是流失年輕支持者的長期問題。這背後自然是因為香港在冷戰制約下(利用時勢和被勢力所利用的)特殊成功的發展經驗,讓年輕人自視為西方已發展國家的一員,並以為該完全的走向西方「議會代表民主政制」的自由主義模式,而不是從中國「一窮二白」到成為中等收入國家那樣子的國家主導和限制資本勢力的社會主義政制。

上世紀發展初的香港,在經濟上與今天亞非拉所屬的第三世界差不多。可是,「亞洲四小龍奇蹟」的特殊發展經驗(學術上稱為Developmental State),讓香港在發展初期從「完全市場自由化」和「(殖民)政府強烈管制」兩極之中走出了一條「市場/政府」二元對立以外的道路:井然有序的從非組織製造業,走到輕工業化,再到金融市場化的發展過程。加上當時殖民地政府慢慢從殖民地大學體制和傳媒管制當中灌輸「西方現代化」的意識形態,並且人民實際的生活進步也作為了這意識形態宣傳的有效佐證,使得「西方現代化」的思想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一大部分香港人的家庭親身經驗之中。而這恰恰就是民主派所代表的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新一代的青年,在殖民地制式教育之中,完全欠缺上世紀末僅存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民間思維,使到他們大多數都會在思想上親近西方。

西方現代化的問題

在這裏需要一提的是,香港「西方現代化」的成功,或是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其實是世界史上的一個特例,而非普遍案例。在香港,殖民政府為了接軌大陸市場而獲取更大的利益,緩慢有序的把香港的「發展」做得很好,是「內部有機生發」出來的一種現代化過程。可是,在亞非拉三洲,西方殖民者往往都會強推「西方現代化」作為一種「外部強加」的機制:軍事與財政壓力雙管齊下,盡力剝奪第三世界的天然資源,或是讓大農業公司進駐把它們改造成為自己的農作物糧倉(United Food Company、菲律賓的農業等等,就是這樣的案例)。

可是,在香港的西方現代化(因為地緣政治的原因),卻是做得相對地成功,讓青年一代從出身開始只懂得嚮往西方模式的一切,而不是具體地把自己和香港的歷史經驗放置在第三世界的發展史和冷戰的地緣政治之下具體分析,並且對西方模式產生了很多脫離事實的想像。當然,從殖民地時期開始,港英殖民管治者對新界原居民、六七暴動中的左派,其實都有大量的暴力管治和貪腐行為,但是由於經濟上的成功、殖民地洗腦和去歷史化的教育,大部分的香港年輕人只會想到港英殖民時期好的一面,而選擇性的對殖民地政府在各地的暴行視而不見。

甚至到了二零零八年以後,西方資本主義的內部衰退所造成的種種崩壞和內毀,也無法動搖到香港青年對西方現代化之成功的信仰,使他們開始盲目反中,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零年香港曾有一波蓬勃的左翼本土運動,反「地產霸權」、爭取保育香港集體回憶、反「特權階級」,但後來「本土」壓倒左翼,逐漸變成港獨運動、以及無視/賤視第三世界在霸權壓迫之下欠缺發展的問題。如南非前貿易與工業部長Rob Davies在聯合國的「南方中心」正式報告中指出,WTO已經完全背離了當初所承諾的「區域一體化」和「區域發展」的原則,變成為美國獨大「赤裸裸的單邊主義」。縱使整個南半球以至其他新興經濟體如土耳其也在承受著美國單邊霸權主義的影響,可是,香港青年因其特定的歷史與個人家庭經驗,依然膜拜西方現代化「成功」之神話,使到在本土的政治上他們依然採取盲目反中的立場。

愛國主義需要現代化

然而,很多的第三世界國家(包括參加了萬隆會議的中國),在上個世紀的反帝反殖運動之中,都共同地以「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作為對抗以西方現代化之名殖民入侵的號召。這種「愛國主義」的內涵當然與西方的「民族主義」不同,不是侵略性和征服性的,而是建基於「民間的有機發展」和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可是,跳出香港普遍地說,接受西方現代化教育的新一代,已經和這些當初立國之根本原則在思想和精神上脫軌,並且逐漸把第三世界解殖傳統的「民族主義」看作成為是西方極右政治的代表。而香港對中國的誤解,只是整個第三世界在現代化和愛國主義之間矛盾之下,其中一個氣氛最為緊張的縮影。

有關這個第三世界「現代化」(包括中國在內)和愛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台灣著名政治犯、白色恐怖中受刑達三十四年之長的林書揚,早在一九九四年於珠海出席「民族文化素質與現代化」研討會之末段談到:「人民共和國有其立國精神,和終究的改造目標……欲在現代世界中立足並發展,必須具有充分現代化的內在結構,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的現代化,特別是愛國主義的現代化,來做為現代化運動的精神指標。」

林書揚提到的「愛國主義的現代化」問題,就是我們要更新傳統上「愛國主義」的內涵,包括「排除其中沙文主義性格,極端化的威權主義」,還要「必須充分反映該一時代的國家處境,問題性質、對策方向,解決因素等等」。只有這樣,人民才會「對國家目標熱烈認同」,成就「榮辱與共的一體感」。放在香港的語境來談,「愛國主義現代化」就是指我們在思考「愛國教育」之時,必須以更高的視野來思考國家的事情,看到帝國與殖民,以及西方自由主義正步向單邊主義的本質,並且認同我們國家正在世界上努力推行的多邊主義協商關係,包括在聯合國中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內推行的改革。

共同對抗單邊主義

香港曾經擔當過中國認識世界的一個出口,今天,在認識世界的本質和美國的金融放任和剝削問題上,香港的「愛國主義教育」的內涵並不應該只是單單的民族主義號召,而是全球華人共同認識和對抗美國的單邊主義霸道性格,和西方自由主義的自我衰敗過程,並建立共同的情感和方法來對抗遺害世界百年之殖民、帝國和霸權的問題。這些對未來的願景和對現實的認識,方能把香港青年從狹隘的仇共仇中情緒之中解放出來。

回到今次選舉結果的含意:區議會這一殖民地遺留改造的體制,雖然口頭上是負責民間工作,但是傳統上是沒有實權的,具有實權的是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這是因為在港英時代,華人不允許有政治實權的問題所致,直到六七暴動之後,香港政府才開始大規模民政改革,使華人大量參與政治,在此之前的行政局議員周壽臣、立法局議員何啟、伍廷芳更多是花瓶而已。

區議會權力有限

以港府每年六千億港元(折合約七百六十九億美元)預算的標準來看,整個區議會的實際開支只有約八億,但近年來也有增加的情況,如二零一三年梁振英政府每區撥出一億元進行「社區重點計劃」,二零一八年政府則為十八區預留共四點四億,予區議會進行社區建設,但總體而言仍是一次性的撥款,長期經費仍然不足。所以這也是為甚麼香港幾乎在回歸後,就沒有甚麼讓人拍手叫好的民生措施,這是因為制度設計上,整個「負責民生」的機構務虛多於務實,或都是靠中央在背後額外支持。

要解決香港的問題,讓香港真正的回歸到正常世界觀,不再盲目仇中,就必需要正視我們原來繼承了殖民管治的制度缺憾,做好「去殖民化」工作的改造,以及做好林書揚所說的「愛國主義現代化」。(黃杰是香港人,哈佛大學數學系學士、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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